巴以冲突粉碎了美国的“新中东”幻想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作为巴以问题长期最大外部因素的美国，其角色和作用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虽然拜登政府也做了一些外交努力，但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态度，也让部分中东国家临时取消了与美国高层的会面。显然，新一轮巴以冲突完全出乎美国意料之外，并使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陷入疲于应付、收效有限的尴尬处境。

从本轮巴以冲突爆发的根源来看，固然与巴以双方复杂矛盾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但美方巴勒斯坦政策严重倒退，一意孤行地推进阿以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漠视甚至放弃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方案”，导致作为中东核心问题的巴勒斯坦问题不断被边缘化，无疑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且烈度升级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冲突爆发后，美国内外对华盛顿中东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法国《世界报》网站不久前发文称，近年来美国重视推动以色列—阿拉伯关系正常化，轻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粉碎了美国这种不切实际的“新中东”幻想。美国知名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更加尖锐地批评说，“新一轮的悲剧确认了美国长期以来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破产”。

寻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的长期战略。但美国中东政策的严重倒退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其突出表现包括：退出伊核协议，策动地区国家全面对抗伊朗；强化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通过推动所谓“世纪协议”实现以色列与“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组建以沙特为中心的反伊朗联盟即“阿拉伯版北约”，极力维护美沙同盟关系；通过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打击进行军事威慑。

拜登政府上台后，尽管其中东政策相对于特朗普的我行我素有所改善，但由于美国中东政策日益趋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并在根本上服务于大国竞争的全球战略，使其中东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善。上台之初，拜登政府启动重返伊核协议的维也纳谈判，为也门内战等热点问题降温，减少和压缩对沙特、阿联酋等盟友的军事支持，重提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以及不计后果地从阿富汗撤军。但伴随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美国在中东不断减少投入与该地区格局加速变化、战略地位提高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华盛顿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局限性更加突出，其政策应对的被动性、破碎性也更加突出，政策目标很难实现。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寻求中东国家配合谴责、制裁俄罗斯，并在石油生产方面服从美国要求的政策努力化为泡影，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对巴勒斯坦的象征性访问中，美国除恢复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外，根本无意推动重启以中东和平进程，对于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可谓既无力更无心。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却十分热衷于继续推进“亚伯拉罕协议”，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巴林、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实现摩洛哥、苏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美国中东政策的局限性将会越来越突出。一是矛盾性，即减少战略投入与维系中东霸权之间的核心矛盾；二是被动性，华盛顿中东战略已缺乏主动战略谋划的动力，更多是被动应对，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三是交易性，美国更多采取利益交易实现其利益；四是破坏性，美国中东政策的建设性作用不断缩小，破坏性作用则十分突出；五是不可持续性。上述特征决定了美国中东政策很难持续。

总之，美国的中东政策愈发呈现出消极属性，其对中东事务已很难再发挥权威性引导作用。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除表达对以方的支持并通过增加军事进行威慑外，并未在斡旋冲突、危机解决方面发挥系统的建设性作用。伴随局势的演进，美国“新中东”战略构想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