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背後暴露美國金融體系內深層危機

在多家美國銀行接連“爆雷”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將這場危機的矛頭指向拜登政府。

“喬·拜登將作爲現代時期的赫伯特·胡佛被載入史冊。我們將經歷一場比1929年更大、更嚴重的大蕭條。證據就是，銀行已經開始倒閉了！”

赫伯特·胡佛被認爲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之一。其在1929年至1933年的任期內，美國經濟陷入大蕭條。而胡佛在此期間的施政重點是加稅和執行貿易保護主義。

在福克斯新聞網看來，從拜登籤署的史上最大紓困法案——《美國救助計劃》到保護美國本土產業的《通脹削減法案》，再到剛剛公布的增稅計劃，無不讓人聯想起近100年前的經濟大蕭條發生前的種種。

3月15日，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如今的年景和1929年非常相近”。

《美國金融恐慌200年》一書的作者瓦爾塔尼安（Tom Vartanian）則指出，由“此前從未有一家銀行像硅谷銀行這樣倒閉得如此之快。這是歷史上首次社交媒體助燃的銀行擠兌事件，而推特正是硅谷銀行倒閉的‘幫兇’”。

在硅谷銀行破產的前一天，“SVB”也就是硅谷銀行，在推特上被提到了約20萬次。420億美元在短短24小時內被轉走。

傳遞恐慌、最終導致硅谷銀行倒閉的人，很多曾是硅谷銀行的老客戶。

“我從幾十位創始人那裡聽說了硅谷銀行的危機，這會是一場血拼的銀行擠兌。”——科技創業公司Yext創始人勒曼（Howard Lerman）

“下周一，10萬美國人將在他們的地區銀行排隊取錢，但大多數人會拿不到錢。這（取錢的順序是）周四硅谷的圈內人、周六中產階級——下周一會輪到大衆階層”。——科技初創企業天使投資人卡爾卡尼斯（Jason Calcanis）

在《彭博社》看來，硅谷銀行破產倒閉的主觀原因在於，銀行在美聯儲大放水期間吸收了超額存款，把資產配置的重心轉移到了債券投資，超出了自身的風險應對能力。

而更值得深思的是，從客觀大環境來看，正是美聯儲激進的政策轉向，讓硅谷銀行這樣資產配置不合理、缺乏監管且服務領域單一的金融機構面臨極大的“爆雷”風險。

2021年，美國的通脹水平顯著上升，通常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會收緊貨幣政策抑制通脹，但美聯儲既沒有加息也沒有縮減量化寬鬆政策。

就在當年，美國總統拜登籤署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撒錢計劃”，向每個符合要求的美國人直接發放1400美元的救助金，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通脹。

但在美聯儲看來，通脹是疫情時期供應鏈危機所帶來的“暫時性的”效應。

美國聯邦參議員 圖米：你認爲這是暫時性的，但一切都是暫時性的，生命也不過是暫時的。

到了2022年前兩個季度，美國GDP接連下滑，呈現技術性經濟衰退。

安聯金融服務集團首席經濟顧問 埃爾蘭：這輪通脹不是暫時的，這是一個過熱的通脹環境。央行（美聯儲）遲疑的時間越長，風險就越大。

而當美聯儲終於意識犯下嚴重錯誤時，又決定以最快的速度彌補失去的時間。

2022年8月，在傑克森霍爾舉行的全球央行年會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傳遞出了艱難的“轉向”的信息。

美聯儲主席 鮑威爾：較高的利率、經濟增長放緩、疲軟的勞動力市場會降低通脹，也會給家庭和企業帶來一些痛苦。這是減緩通貨膨脹的不幸代價，但如果不能（抑制通脹）恢復價格穩定，將會帶來更大的痛苦。

美國聯邦參議員 沃倫：他口中的所謂“某些痛苦”，意味着讓人們失去工作。

《華爾街日報》記者 羅布恩：鮑威爾不是隨便說說而已，那一刻市場意識到“我的天啊，風向要變了”。

在2022年，美聯儲連續7次加息共425個基點，創下近20年來最快加息紀錄。

而硅谷銀行的“爆雷”恰恰與美聯儲的加息相伴而來。

糟糕的是，硅谷銀行的窘境並不是個例。

據彭博社報道，截至2022年12月，美國整個銀行系統的總“未實現損失”（Unrealized losses）接近6200億美元。

“未實現損失”指的是在某個資產或證券的市場價值低於其購入價格的情況下，尚未出售或平倉的投資組合中的損失。如果硅谷銀行破產的恐慌情緒得不到抑制，許多流動資金不夠充足的中小銀行都將面臨倒閉，引發的連鎖反應將令整個金融體系動蕩不安。而這可能導致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信貸系統的再度破裂。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諸多業內人士看來，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美國的金融體系便一直存在巨大的隱患。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前主席 拜耳：眼下我們看到的是，金融系統內部的潛在脆弱性與貨幣政策有關。過去14年裡，我們通過寬鬆貨幣政策來推動經濟，現在又試圖迅速撤銷這一政策，這導致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通常情況下，美聯儲的主要職責是通過調整短期利率促進就業、控制通脹，但在2008年，面對重大金融危機，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做出了半個世紀以來該機構從未做出的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降低至幾近於零的同時推行“QE量化寬鬆政策”，也就是直接將資金注入金融系統。

2008年秋季，美聯儲做出了資本市場最大的政府干預行爲。美聯儲宣布購買佔整個美國金融市場約25%的、總價值約1.25萬億美元抵押貸款證券。

信貸市場恢復穩定，但此時銀行家們卻坐收漁利，將聯邦政府的錢投資於自身，而不肯恢復對小企業放貸。

記者：你們當時在向銀行注入資金超過一萬億美元的資金，銀行用那些錢做了什麼？

聯邦儲備銀行紐約部負責人 胡薩：美聯儲的想法是，銀行將拿走那些資金可以有效地以更低的利率放貸，而銀行實際上所做的是，他們只是把這些資金投資到與美聯儲購買的同樣的債券中。他們拿着這些資金，轉身就去買同樣的抵押貸款證券和其他債券。爲什麼？因爲美聯儲已經非常明確地表明，其目標是推高金融資產的價格。所以，華爾街轉身想，爲什麼我要費力地發放抵押貸款？明明我可以輕鬆地按下按鈕，購買數百萬、數十億美元的債券，隨着美聯儲有意識地推高這些資產價格的交易而獲利。

2009年年末，在金融機構的高管們恢復領取巨額年終分紅的同時，美國民衆卻遭遇失業和低薪的困境，奧巴馬政府成了衆矢之的。

美國民衆：銀行得救了，我們被出賣了。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理事會前理事 羅斯金：家庭淨資產急劇下降，這並不是一次全面性的復甦，國家經濟中只有一部分受益。

美國民衆：我支持所有納稅人拿回他們的錢，包括我自己。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理事會前理事 羅斯金：人們認爲，銀行業和金融業獲利最大。政策沒有惠及普通人，事件開始帶有政治意味，這成爲許多人憤怒的根源。在某種程度上，也使美國政治進入了下一個篇章。

2010年，鼓吹“聯邦政府失能、民衆受害”的茶黨運動迅速興起，民主黨在當年國會中期選舉中遭遇“滑鐵盧”，兩院盡失，這導致奧巴馬政府在此後的6年中未能在國會通過任何經濟刺激法案。與此同時，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分裂與對立愈加嚴重。

在政治真空的背景下，美聯儲成了恢復美國經濟的唯一途徑。從2010年末到2014年10月，美聯儲繼續出臺了兩輪“QE量化寬鬆政策”，購債總額達4.5萬億美元。

在持續量化寬鬆政策的刺激下，大量熱錢湧入華爾街，股市顯現一片繁榮，與此同時，美國的貧富差距卻在不斷擴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量化寬鬆的做法是降低利率，這導致股票上漲。那麼，誰擁有這些股票？是那些最富有的人，不只是前10%或1%的富人，甚至前0.1%的富人，這極大地增加了財富的不平等。

但在美聯儲官員看來，他們這樣做完成了保障就業的職責。

記者：我們看到，在這個國家的財富差距在擴大，問題是美聯儲在擴大這種財富差距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明尼阿波利斯聯儲主席 卡什卡利：這是一個很好的角度，我很高興你提出了這個問題，很多人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他們沒有房子，沒有股票，也沒有401k（退休計劃），他們最有價值的資產就是他們的工作。因此，通過讓人們重新就業並幫助提高他們的工資，我們實際上正在讓他們最有價值的資產變得更有價值。

記者：2015年到2020年被認爲是經濟復甦期，失業率降至歷史最低點，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爲，當時的經濟處於良好狀態。你不同意這種看法，是嗎？

華盛頓聯邦金融分析公司執行合伙人 佩卓：我不同意，因爲大多數美國人也不同意。大多數美國人表示他們在經濟上感到焦慮。許多在統計學意義上被歸於中產階級的人，由於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而不接受治療，40%的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備用金。只要出點意外，他們的生活就面臨陷入財務危機的風險，這不是一種好局面。

美國中下層民衆對華盛頓政客的不滿和憤怒，讓美國地產大亨特朗普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圓了總統夢。

特朗普：可悲的是，美國夢已死，我們要清理這個國家。我們的國家一團糟，排乾沼澤（清理華盛頓的政治生態）。

上任之初，特朗普承諾利用低利率開展基礎建設項目，創造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但日趨白熱化的國會黨爭，導致這一計劃最終流產。

《金融時報》全球商業專欄作家 福洛荷：問題就是在於政治凝聚力不夠，無法推動這些重大計劃。

記者：你的意思是我們錯失了一次機會嗎？

《金融時報》全球商業專欄作家 福洛荷：100％，這是一次錯失的良機。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3月15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召開緊急會議，開啓無限量QE。

《寬鬆貨幣的主宰者》作者 李爾納德：當美聯儲從管理貨幣的中央銀行轉變爲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時，無論你的理念是什麼，小政府，有限政府，還是僱傭人們出去修建道路刺激增長的大政府，無論是什麼，應該是我們的國會來做這件事，而不是中央銀行（美聯儲）。我認爲，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的國會變得越來越無力，效率越來越低，我認爲這一點幾乎是無可否認的。

根據美國勞工部3月14日發布的數據，美國2月核心CPI環比超預期增長，美國人的生活成本連續第23個月超過工資增長，這意味着在美聯儲爲抑制通脹努力了整整一年後，通脹仍保持着比預期更強勁的勢頭。

曾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就對全球經濟危機做出準確預測的美國前財政部高級經濟顧問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認爲，近20年異常寬鬆的貨幣政策下，金融泡沫的破裂可能最終難以避免。

美國財政部前高級經濟顧問 魯比尼：派對結束了，通貨膨脹高漲並且正在上升，央行不得不提高利率，這會破滅資產泡沫，增加所有過度借貸的人的債務服務成本。我們生活在一個泡沫中，一個夢中，但這個夢和泡沫正在破滅，變成了一場經濟和金融噩夢。

美國前財長康納利曾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麻煩。”

爲了釋放國內的通脹壓力，增強美元地位並吸引世界資本流入，美國政府就要在別處製造麻煩。各國資本爲了避險，紛紛流向美國。如此一來，雖然美聯儲加息減少了國內市場的流動資金，但美國市場上湧現了大量從他國，尤其是從歐洲來避險的資本，可以保證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受美聯儲加息的影響。

已經持續一年多的俄烏衝突，對美國而言，就是這種恰逢其時的他人的麻煩。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對俄羅斯開啓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貨幣武器化行動。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制裁俄羅斯主要銀行，並將大多數俄銀行排除在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系統之外，導致國際金融及大宗商品市場劇烈波動。

對此，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教授賈婭蒂·高希警告稱，過去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利用美元作爲世界儲備貨幣的“超級特權”，任意印鈔或對其他國家採取違反國際法的制裁措施。這導致美國信譽下降，“美元霸權今後將變得更加脆弱”。

美國考爾德伍德資本公司對衝基金經理迪倫·格萊斯認爲，種種跡象顯示，許多國家“去美元化”正在提速。俄羅斯出臺與“不友好”國家和地區的“盧布結算令”；印度央行推出國際貿易的盧比結算機制；去年，以色列歷史上首次將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同時減持美元和歐元。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去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資產中佔比約爲59.5%，相比2001年72.7%的美元佔比明顯下降。

硅谷銀行的突然倒閉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美國在創紀錄的降息疊加量化寬鬆之後，整個貨幣政策快速轉向所帶來的流動性衝擊事件之一。在美元流動性的大幅收放之間，金融體系的薄弱環節就會爆發風險事件。在這一邏輯鏈條上，硅谷銀行不是第一家也不會是最後一家遭受衝擊的金融機構。

美國一直擅長在世界各地拱火遞刀子，製造衝突與危機，再配合加息來對全世界進行收割。但如果其國內的金融市場不堪重負率先引爆危機，那美國手中這把收割的鐮刀，遲早也會割到它自己。

財經緯度分析：

在這種情況下，這種事件通常會導致市場劇烈波動，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重大損失。

當事件發生時，它們往往揭示出金融體系內深層次的問題和危機。例如，次貸危機揭示了金融機構的高度槓桿化、過度依賴複雜的金融工具和缺乏透明度等問題。

因此，如果有人認爲“黑天鵝”背後暴露了美國金融體系內深層危機，這並不是無稽之談。雖然當前的“黑天鵝”事件可能只是短期的市場波動，但它們可能揭示出金融體系中存在的問題和漏洞，這些問題和漏洞可能需要得到解決，以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