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談一談美國的戰爭經濟學。前不久,美國國會衆議院通過了大規模對外援助方案,總額高達950億美元。其中包括對烏克蘭援助610億美元,對以色列援助260億美元。還有對臺的軍事援助19億美元。
那麼這筆大規模的援助法案,是爲了誰呢?表面上看,是爲了援助烏克蘭和以色列等國家,實際上呢,是爲了洛克希德馬丁、雷神、通用電氣、波音等大型軍工企業,他們統稱爲“軍工複合體”。軍工複合體這個叫法,不是別人給取的,而是著名的34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自己說的。
衆所周知,美國的軍工複合體與政府之間,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旋轉門關係。比如川普時期的國防部長埃斯珀,之前是雷神公司副總裁,分管“政府關係部”——聽聽這個部門的名字就知道怎麼回事;卸任後繼續回雷神擔任高管。國務卿、財政部長一般都“就業”非常好,財政部高官一般會去華爾街金融機構,年薪百萬起;國務卿一般會到各種智庫,例如最著名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有各大企業巨額贊助,他們來影響美國外交關係的走向。因爲軍工複合體和美國政府之間的這種旋轉利益關係,20世紀以來的美國,已經不是爲了打仗而生產武器,而是爲了生產武器而打仗。因此,就像這次的對外援助一樣,對外援助不是美國大發善心,而是維持戰爭的永動機,有了援助,戰爭才會繼續,美國的軍工集團和政客才能獲利!這大概就是對外援助背後的戰爭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背後也是有多重考量的。
一方面,從軍事需求與經濟增長關係的角度來看,對外援助可以被視爲一種軍事投資。這種投資不僅滿足了美國的國防需求,即通過支持盟友或夥伴國家來維護地區穩定,同時也刺激了美國軍工企業的生產和出口,軍工企業、金融機構等利益集團通過遊說政府,推動對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以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這種軍事需求與經濟增長的緊密聯繫,是美國戰爭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從安全戰略利益的角度來看,美國對外援助的動機之一是爲了維護其全球利益和安全。通過對特定國家進行軍事援助,美國可以加強與其的盟友關係,提高其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這種安全戰略利益是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核心驅動力之一。
因此,美國不斷地發起對外援助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並不是爲了美國口口聲聲說的“自由民主”事業。這種援助經常不僅無益於促進民主自由,反而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導致社會動蕩和衝突。當下正在進行的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正是如此。而且帶有特定目的的援助反而會破壞受援國自主發展能力,一些援助項目可能存在腐敗和浪費問題,它加劇了貧富差距,讓那些裙帶利益集團的人賺得盤滿鉢滿,貧苦的階層只能喫到他們剩下的麵包屑。這包括援助國和受援助國,都是如此。美國將對外援助視作維護霸權地位、開展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對美國而言,必須放棄國際幹預的霸權主義政策,成爲市場經濟和世界和平的維護者,而不是爲了霸權和私利將世界推向貧困和戰亂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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