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粉碎了美國的「新中東」幻想

自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作爲巴以問題長期最大外部因素的美國，其角色和作用引起了世界廣泛關注。雖然拜登政府也做了一些外交努力，但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態度，也讓部分中東國家臨時取消了與美國高層的會面。顯然，新一輪巴以衝突完全出乎美國意料之外，並使拜登政府的中東政策陷入疲於應付、收效有限的尷尬處境。

從本輪巴以衝突爆發的根源來看，固然與巴以雙方複雜矛盾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但美方巴勒斯坦政策嚴重倒退，一意孤行地推進阿以關係正常化的“亞伯拉罕協議”，漠視甚至放棄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兩國方案”，導致作爲中東核心問題的巴勒斯坦問題不斷被邊緣化，無疑是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且烈度升級的重要外部因素。

在衝突爆發後，美國內外對華盛頓中東政策的批評不絕於耳。法國《世界報》網站不久前發文稱，近年來美國重視推動以色列—阿拉伯關係正常化，輕視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而新一輪巴以衝突粉碎了美國這種不切實際的“新中東”幻想。美國知名學者斯蒂芬·沃爾特更加尖銳地批評說，“新一輪的悲劇確認了美國長期以來在巴以問題上的政策破產”。

尋求從中東進行戰略收縮，是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的長期戰略。但美國中東政策的嚴重倒退始於特朗普政府時期，其突出表現包括：退出伊核協議，策動地區國家全面對抗伊朗；強化與以色列的盟友關係，通過推動所謂“世紀協議”實現以色列與“溫和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組建以沙特爲中心的反伊朗聯盟即“阿拉伯版北約”，極力維護美沙同盟關係；通過在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發動有限軍事打擊進行軍事威懾。

拜登政府上臺後，儘管其中東政策相對於特朗普的我行我素有所改善，但由於美國中東政策日益趨於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並在根本上服務於大國競爭的全球戰略，使其中東政策並無實質性的改善。上臺之初，拜登政府啓動重返伊核協議的維也納談判，爲也門內戰等熱點問題降溫，減少和壓縮對沙特、阿聯酋等盟友的軍事支持，重提解決巴以問題的“兩國方案”，以及不計後果地從阿富汗撤軍。但伴隨俄烏衝突爆發後全球和中東地區形勢的變化，美國在中東不斷減少投入與該地區格局加速變化、戰略地位提高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華盛頓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的局限性更加突出，其政策應對的被動性、破碎性也更加突出，政策目標很難實現。

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尋求中東國家配合譴責、制裁俄羅斯，並在石油生產方面服從美國要求的政策努力化爲泡影，中東國家的戰略自主性不斷增強。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對巴勒斯坦的象徵性訪問中，美國除恢復對巴勒斯坦的援助外，根本無意推動重啓以中東和平進程，對於以“兩國方案”爲基礎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可謂既無力更無心。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卻十分熱衷於繼續推進“亞伯拉罕協議”，並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巴林、阿聯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基礎上，實現摩洛哥、蘇丹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美國中東政策的局限性將會越來越突出。一是矛盾性，即減少戰略投入與維繫中東霸權之間的核心矛盾；二是被動性，華盛頓中東戰略已缺乏主動戰略謀劃的動力，更多是被動應對，缺乏系統性和全局性；三是交易性，美國更多採取利益交易實現其利益；四是破壞性，美國中東政策的建設性作用不斷縮小，破壞性作用則十分突出；五是不可持續性。上述特徵決定了美國中東政策很難持續。

總之，美國的中東政策愈發呈現出消極屬性，其對中東事務已很難再發揮權威性引導作用。在新一輪巴以衝突中，美國除表達對以方的支持並通過增加軍事進行威懾外，並未在斡旋衝突、危機解決方面發揮系統的建設性作用。伴隨局勢的演進，美國“新中東”戰略構想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