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暴力凸顯美國人權頑疾

警察暴力是美國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在一波接一波的民衆抗議下，美國警察的暴力執法行爲不僅未見收斂，反而與暴力文化、槍支泛濫、種族歧視等問題交織疊加，進一步凸顯美國不斷惡化的人權頑疾。

美國警察暴力是漠視人權的典型表現。2012年2月，美國非洲裔青年特雷沃恩·馬丁被警察槍殺，涉事警察喬治·齊默爾曼次年被判無罪，這一事件成爲“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肇因。2014年7月，埃裏克·加納被警察按倒在地致死；同年8月，邁克爾·布朗被警察射殺，再次引發美國公衆對警察暴力的廣泛關注。2016年連續發生斯特林和卡斯提爾被美國警察射殺事件，掀起全國性抗議活動。2020年美國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殘忍跪壓致死，引燃從美國到其他西方國家的反抗種族主義怒火。2022年美國非洲裔男子傑蘭德·沃克被警察連開90多槍致死，引起數千人聚集抗議。2023年非洲裔男子泰爾·尼科爾斯被5名警察暴力執法致死的視頻再次引發大規模抗議。

根據美國“警察暴力地圖”網站的統計數據，2013年至2022年，美國每年死於警察暴力的人數都在1000人以上，平均每天有超過3人因警察暴力執法身亡。受新冠疫情影響，大多數美國人減少了戶外活動時間，但死於警察暴力的人數仍呈增長趨勢，2022年更是高達1239人，處於歷史最高水平。一聲聲槍響、一次次殺戮，無不暴露出美國警察漠視人權的社會現實。警察作爲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和公民權益的保障者，理應爲公民服務，保衛公民生命和財產安全，並嚴格遵守法定程序與執法規範，不得濫用武力。然而，美國警察暴力執法愈演愈烈，不僅違背基本刑事司法理念和程序，也將其漠視生命權的虛僞本質暴露無遺。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面對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美國政府採取多項措施意圖加強警察軍事化武裝程度，如通過軍用武器裝備武裝聯邦、州及地方各級警察機構，將特警隊的執法工作泛化到常態性執法領域，如禁毒、處理無照經營理髮店或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飲料等。“9·11”事件後，美國警察進一步將戰爭理念擴大到打擊違法犯罪中，傾向於將敵對思維、對敵裝備運用於日常執法。如爲驅散示威羣衆，美國警察經常使用閃光彈等戰鬥裝備進行威脅，使人羣散開。而閃光彈發出的聲波、閃光會導致暫時性耳聾、失明等，其碎片還會造成人員受傷甚至死亡。

槍支泛濫是美國的另一嚴重的社會問題。美國槍支泛濫問題愈演愈烈，但相互掣肘的政治體制、日益極化的政治生態、無孔不入的利益集團、難以根除的種族歧視，使全面禁槍幾乎成爲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民間大量持槍，助長了美國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傾向。在警察暴力執法屢屢發生但涉事人員鮮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長期不良影響下，暴力執法的風氣被不斷強化。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更傾向於按照內部潛規則行事，即使在應使用非致命性武力的場合，也可能更傾向於選擇使用致命性武力，導致不必要的殺戮蔓延。

警察暴力深受美國種族歧視痼疾的影響。根植於數百年來白人至上的文化，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對非洲裔等少數族裔充滿歧視和排斥，在執法領域尤爲嚴重。美國警察針對非洲裔等的暴力執法，又發揮着維護白人階層安全及其社會等級地位的功能，進一步形成美國社會文化和制度建構的“閉環”。這正是美國警察暴力執法、戕害人權的內在本質。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輿觀民意調查公司今年2月5日聯合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25%的非洲裔受訪者認爲受到美國警察保護，僅有29%的非洲裔認爲美國警察能平等對待非洲裔和白人。英國《衛報》1月4日報道，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警察對非洲裔使用武力的概率是對白人的兩倍多。該州發布的調查顯示，2021年非洲裔被警察搜身的概率是白人的2.2倍，其中15歲至17歲的非洲裔青年遭警察搜身的概率幾乎是白人羣體的6倍。美國廣播公司通過分析2018年美國數千個市、縣警察部門向聯邦調查局自願報告的逮捕數據後發現，有800個轄區中非洲裔的被逮捕率是白人的5倍，另有250個轄區非洲裔被逮捕率是白人的10倍。正是基於這些冷酷現實，美國公民權利律師委員會主席克裏斯汀·克拉克認爲，美國警察針對非洲裔的歧視性執法現象具有普遍性，表明非洲裔已被美國警察作爲單獨的執法目標對待。

美國人權問題觸目驚心。面對美國普通民衆和弱勢羣體的呼聲，美國政客應當反躬自省，採取切實措施改善美國人權狀況，而不是熱衷於以人權爲武器到處攻擊他國，做全球人權發展的攪局者和阻礙者。